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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黑军师康生热衷整人整上瘾 惹得天怒人怨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乳名张旺，中国山东胶县人；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结，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员之一；康生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还擅长书法、中国画，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康生1898年生于山东胶县（现青岛胶南市）富裕的地主家庭。其家族为名门望族，祖父张鸿仪曾为贡生，13岁时因与群党在村里殴斗，因而遭父亲禁闭。后来因在友人协助下到青岛礼贤中学学习。1917年，因家中受土匪抢劫，其兄因而遇害，后举家迁往诸城，1920年，到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后赴诸城县立高等小学讲授。
参加革命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康生自称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确切的入党介绍人，此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轶欧；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参与上海中央特科领导工作，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使这一错误得以纠正。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掀起了“抢救失足青年运动”。7月15日，担任中共中央审查干部工作主要负责人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认为延安“特务如麻”，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待的任务”，康生等人接着采用逼供、诱供、劝供以及车轮战术和酷刑拷打的办法，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贵州、陕西、浙江等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诬陷为国民党派遣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即假共产党），把许多党员打成叛徒。特务、内奸，造成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互不信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现了这种极“左”错误，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后来，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逐步晋升
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杨尚昆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文革疯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捏造罪名，打击、诬陷、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革中，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许多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症，最喜欢，最热衷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7年，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康生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案须上溯至1936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有一批中共高官被捕。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让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履行监狱规定的自首手续（假投降）出狱。康生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是为了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4人。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1968年1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突然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叛变、特务”，赵坚不认罪，在康生的操纵下，此案在云南省有138万人被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此即“赵健民特务案”。
1968年2月4日，康生号召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1940年代，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结果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整死的则有16222人。此即“内人党冤案”。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泽东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
死有余辜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病死，中共中央在当时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
擅长书画
康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由幼年时代便开始接触文艺作品，因此受到家族薰陶，因此擅长中国传统书法、绘画以及收藏，其艺术造诣曾被指为是众多中共领导中最为优秀者之一。
婚姻家庭
1915年，在康生17岁时，在父亲安排下，康生与胶南市的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并诞下女儿张玉瑛，儿子张子石；后续娶曹轶欧（曾任康生办公室主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起被撤销职务，但未被开除党籍，1989年逝世；儿子张子石曾任浙江省杭州市市委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在山东隐居直至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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