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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超级干将谢富治兴风作浪，陷害刘少奇等人罪责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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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超级干将谢富治兴风作浪，陷害刘少奇等人罪责难逃

      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参加革命战功卓著
      １９０９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１９３０年参加工农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２年起，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任宣传队队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九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川陕苏区反“围攻”。
　　１９３５年，谢富治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担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县委书记。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训处主任；后政训处撤销，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该团政委。此后，历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委，太行军区第六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率领所部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１９４５年９月７日，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组建成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９月１０日至１０月１２日，陈、谢率太岳纵队参加了上党战役，同兄弟部队一起共歼国民党军３．５万多人。上党战役的胜利，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１０月上党战役胜利后，太岳纵队正式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下辖第十、十一、十三等三个旅，仍由陈赓、谢富治任司令员和政委。此后，在陈、谢领导下，第四纵队先后举行了同蒲路南段阻击战、临（汾）浮（山）战役、晋西南战役、汾（阳）孝（义）战役、晋西南攻势和乡宁战役，共歼国民党军６万余人。
　　１９４７年７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４个纵队１３万人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陕鄂；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根据中央决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和第三十八军共１０个旅（师）８万人组成陈谢兵团，陈赓任兵团司令员兼前委书记，谢富治任兵团政委兼前委副书记。８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１３日，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共歼国民党军３万余人，解放县城１２座，到达党中央指定的位置，开辟了豫陕鄂解放区。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此后，陈谢兵团又先后参加了伏牛山东麓战役，平汉、陇海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和宛东战役。
　　１９４８年５月，刘邓野战军和陈谢兵团改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赓、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到１９４８年８月陈谢兵团（四、九纵队和三十八军）南征１周年时，已先后参加２４５次战斗，歼国民党军１１万余人，解放及收复县城５１座。同年１１月，陈谢率第四纵队参加淮海战役。在该战役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参加攻击的部队组成了东、南、西３个集团，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东集团辖中原野战军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由陈赓、谢富治指挥。经３个集团军的共同努力，将国民党主力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１２万人全部歼灭。
　　１９４９年１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整编的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四、五3个兵团；陈锡联和谢富治分任第三兵团（辖第十、十一、十二等３个军）司令员和政委。此后，陈锡联、谢富治率第三兵团参加了渡江作战和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等地。
      建设边疆成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富治历任西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共川东区党委书记、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５２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昆明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文革害人恶迹昭著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卖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６７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１９６９年４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１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主要罪行有:
      一、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积极支持造反派，作为公安部长带头造公安部的反。正因为如此，公安部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而谢富治却没有被打倒，许多干部受到冲击，而谢富治却没有受到冲击。
　　谢富治身处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文革”刚一开始，他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在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后，工作组人数增加至313人。谢富治在6月5日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讲话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1968年4月，谢富治又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报告》还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创造性地炮制了“公安六条”
      谢富治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炮制了“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的贯彻执行，使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打砸抢的行为，已经没有人敢制止了。另一方面，也镇压了一大批反对“文革”的人。革命烈士张志新，就是在“公安六条”下达之后，以“反革命罪”被抓起来的。全国各地因为向中央写信，不赞成“文革”的人，被抓起来，被整死的，不计其数。1968年1月，康生、谢富治制造所谓“云南特务组”冤案，致使万余人惨遭迫害。1968年2月，康生、谢富治制造的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致使1.6万人被迫害致死。
      三、随心所欲制造“七二Ｏ事件”。
      1967年7月14日，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狂妄地煽动起旨在动摇军队稳定的大规模派性对立与对抗。他们攻击说陈再道等人支持搞兵变。又说武汉军区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典型，军内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以“七二Ｏ事件”为导火线，使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情。谢富治本来在“七二Ｏ事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他转向转得快，见毛泽东反对乱军，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掉过头来批起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王力来了。这样，毛泽东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四、陷害刘少奇，攻击邓小平、陈云。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被批斗、被打倒，造反派甚至冲到刘少奇家里，辱骂、殴打刘少奇。但真正要打倒刘少奇，必须有“材料”。这个“材料”是谁搞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主要是江青、康生带头搞的。但是，谢富治也是参与搞这个“材料”的主要人物之一。
　　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在诬陷刘少奇的问题上，谢富治惟江青之命是从。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关于刘少奇的任何材料，都要送给江青同志过目。在谢富治的参与下，江青、康生等人用逼供信的手段，陷害刘少奇。
　　从1967年5月起，谢富治就在江青、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控制了王光美专案组，并且在王光美专案组中设立了一个刘少奇问题审查组，专门审查刘少奇。他们试图从刘少奇历史上找问题，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为此先后逮捕、扣押了一大批人。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4人，江青、康生控制的其他专案组扣押的人数更多。在这些被扣押的人中，有的与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有关，有的根本无关，但为了搞到打倒刘少奇的材料，他们捕风捉影地大搞逼供信，甚至对垂危的病人也搞突击审讯。他们还在各地组织爪牙调查所谓刘少奇“叛党”问题。先后在沈阳、哈尔滨、上海、武汉搞重点调查，还组织了400多人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但始终没有查到所谓刘少奇叛党的证据，也没有查到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手下人为了向江青、康生、谢富治交待，只好在王光美的调查材料上十分含糊地写道：经调查，“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江青、康生、谢富治对这份材料很不满意，将其作废。后由康生亲自动笔起草报告。康生生拉硬扯，罗织构陷，硬把王光美定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他们想借陷害王光美来株连刘少奇。
　　江青、康生、谢富治干脆直接诬陷刘少奇。1967年6月，江青亲自诬陷刘少奇在领导新四军时“勾结敌伪”，还信誓旦旦地说：“我记不清了，可是一定有。”她要下面的人一定要查出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谢富治立即执行，派人去查。结果，他的亲信爪牙花费了很大功夫，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查到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对此，谢富治十分恼火。
　　1967年下半年，江青、康生、谢富治加紧了陷害刘少奇的步伐。他们逮捕了当年曾与刘少奇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几个人进行刑讯逼供，逼他们出具了一些荒诞的伪证。这些被迫写伪证的人，写后立即推翻了，还进行了申诉，他们却扣押了申诉材料，不准上报。他们也不准刘少奇、王光美申诉，也不向他们对证。就这样，在江青、康生的指使下，在谢富治的具体安排下，由张春桥执笔，于1968年1月写出了三本所谓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根本不相信。1968年1月中旬，毛泽东对江青、康生、谢富治报来的这份材料提出了怀疑和批评。他说，这份材料没有相应的证据。1968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又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1968年9月，他针对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陷害刘少奇所搞的材料只有结论材料、不送附件的做法，批示道：“有十五个附件，都不见，速送来，十五个附件都应送各同志。”毛泽东希望中央的各位领导同志都来“把关”，慎重对待刘少奇的问题。
　　然而，江青、康生、谢富治却共同做了手脚，他们在补送十五个附件时，凡是能“证明”刘少奇叛变的假材料，都附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如聂荣臻证明刘少奇1927年上庐山养病中央是知道的材料，都扣下，不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看。
　　由于江青、康生、谢富治搞了假证，做了手脚，1968年9月，毛泽东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这个报告，依据假证，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未经核实讨论，即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此后，刘少奇被关押，也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含冤去世。
　　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带头诽谤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陈云也是谢富治在“文革”中攻击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由于陈云对“文革”持保留态度，毛泽东很不满意。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并改选中央领导机构。陈云虽仍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被排在最后一位，他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也不再被提及。谢富治看陈云被冷落，就开始攻击陈云了。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谢富治在会上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这样，陈云本来就不好的处境更糟了。
      五、制造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１９６７年２月，谢富治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勾结在一起，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８月，他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
      六、炮制“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文革”期间，作为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谢富治制造出多起冤假错案。“中国（马列）共产党”就是其中的一起假案，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发生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同年11月20日在天津破案。作案人、传单原稿和作案工具等全部查获。陈伯达、谢富治硬说这个案件有后台，一再下令要从党内挖后台。
　　陈伯达指使办案人员：“这个传单集中了‘二月逆流’的语言，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谢富治更明确地说：“别在渣子里作文章，要追到他的后台。”他甚至干脆挑明：“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1968年12月，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当时主管中央专案三办的赵登程等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采取了刑讯逼供，结果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这个党的“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而且，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早在1967年7月，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
　　对这个被逼供出来的假案，连有的审讯人员都认为荒唐离奇。谢富治却说：“周（慈敖）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并指示赵登程等人加紧逼供。为了获得所谓“物证”，谢富治批准对经委干部陈大伦的保姆及亲属等人办“学习班”，逼迫他们交代陈大伦转移的“伪党”材料。陈的保姆于当年11月7日被逼自杀身亡。
      心力交瘁中结束了后半生
　　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谢富治，终因身体的原因逐渐停止了危害社会的活动。1970年，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６日，谢富治因癌症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鉴于他们两人的罪行，党中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１２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审。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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